记者：每个导演对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会有一个态度，那你对小武、崔明亮们的态度是什么？
贾：我对他们没有态度，因为他们就是我，我并没有超脱出那种生活，也没有超越那个人群，那就是我的世界、我的生活。每个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发表看法。
记者：我觉得你的电影中男主人公在爱情上都是挺受挫折的，或者说在两性关系中，男方总是处于弱势，这里有没有你个人的影子？
贾：与我个人经历完全没关系，我觉得它是整个中国人的现状，中国大部分男性都不太会表达感情。
记者：你自己的爱情道路顺利吗？
贾：不能说顺利吧，感情很多，但从来没有受过伤，也没有伤害过别人，跟电影不一样。
记者：你在处理感情时善于表达吗？
贾：我非常善于表达。
记者：完全和小武、崔明亮不一样？贾：对，所以我才能理解他们。
记者：我觉得在你的电影中青春总是挺苦涩的，至少不明亮，你自己也是个悲观的人吗？
贾：可以这么讲。当然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是非常乐观的，现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但它都是真实的。所以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国的现实，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不同的现实，我觉得主流电影中的那些现实也对，真的有那样的生活，但我的电影里也是现实，问题就出在你不能只允许一种现实被昭示出来，而遮蔽另一部分现实，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让我们有权利去表达另一种现实。
记者：你有没有过自卑的情绪？
贾：很少吧。
记者：但从王宏伟演的几个人物看都有一种自卑的感觉。
贾：那不是自卑，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很卑微，卑微和自卑不是一回事。
记者：他们从来都不反抗自己的生活。
贾：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我不让电影中的人物去反抗什么的或者去做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说，活下去就是最主要的，你干吗要求人家去反抗呢？
“很难说坚持或者不坚持，但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底线，就有可能不拍电影或者一直做纪录片。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这一生都应该做一个导演，我还可以做很多事。”
―――贾樟柯
5月25日，法国戛纳。
娄烨和他的《紫蝴蝶》终究未能骄傲地停栖在金棕榈的枝头，今年唯一一部参加戛纳正式竞赛的中国影片在质疑声中结束了自己的征程。许多人扼腕叹惜，但我们选择期待，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新的讯息：以《紫蝴蝶》为代表，娄烨及其背后的第六代正开始积极地融入主流，而主流也乐于接受他们的归队，这是比得奖更重要的信号。
长久以来，“第六代”始终在一条偏离主流的航道上默默前行，这群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愤青”或者“文青”，已经不像“第五代”的师兄那般在历史和文化的沉重命题里不可自拔，而是用平等的视角关注着自己和周遭普通人的命运。他们标榜自我，彰显个性，甚至不愿被命名、被限制。
然而，从去年开始，他们中的很多人决定告别漂流。张元拍摄了《我爱你》和《江姐》，路学长告诉我们《卡拉是条狗》，娄烨的《紫蝴蝶》聚合大批明星，而贾樟柯、王小帅、刘冰鉴等人明确表示一定要拍体制内电影。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晨报记者在北京、上海与十位第六代导演面对面，我们试图展示和记录“第六代”的整体现状，同时也期待他们的归队会给中国电影带来新的生命和活力。
【简历】1970年生于山西汾阳，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在柏林、南特、釜山、威尼斯等各种国际电影节中得奖无数，是新生代导演中公认的旗帜性人物。
一定要拍主流电影
记者：听说你最近在做一个摇滚风光片？
贾：对，就是北方和南方风光的结合，北方主要是山西、内蒙古，南方主要是云南、四川。
记者：有没有剧情长片的计划？
贾：有计划，但一直在往后拖。
记者：为什么？
贾：因为我希望做能在国内公映的片子，我觉得现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为什么那么强烈地想解决这个问题？
贾：其实这个想法从拍第一部片子开始就有。我的三部电影都不能公映对创作不是很好；另外对我自己来说，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的价值和乐趣吧，否则内心挺空虚的。
记者：你得了那么多奖，在国际和国内都建立了自己的影响，而且一直有片子拍，怎么会空虚呢？
贾：作为一个所谓的文化工作者，肯定要在自己的本土文化里有参与，再敬业的导演，如果他的电影长期不能和自己的观众对话，就很难坚持下去。
记者：要进入主流，必然会遭遇一些限制，甚至要妥协，到时你还会坚持自己吗？
贾：很难说坚持或者不坚持，但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底线，就有可能不拍电影了或者一直做纪录片，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一生都应该做导演，我还可以做很多事。
记者：我发现你最近频繁地接受采访、参加各种活动，是不是交流的欲望特别强烈啊？
贾：我并没有交流的欲望，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去做一些事情，包括介绍这样的电影，因为我觉得虽然媒体对这样的电影介绍得很多，但其实对观众来说，独立电影依然是很陌生的概念，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所以介绍性的工作，我觉得挺有意思。
不拍好莱坞商业片
记者：你拒绝商业吗？
贾：不会。
记者：《站台》的导演版长达3个多小时，但它不是《指环王》，观众会有耐心在电影院坐3个小时看这部电影吗？
贾：我也剪了个2个半小时的公映版。
记者：那也挺长的。
贾：对，我觉得这个题材需要那么长时间来解释，跟商业没太大关系。
记者：如果在商业和个人艺术之间产生冲突，你听谁的？
贾：还是坚持个人的方案吧。
记者：对电影的工业化流程你还很恐惧吗？
贾：也谈不上恐惧，就是不太爱打交道。但是拍完《站台》以后，我觉得其实工业的东西挺好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东西。有些电影必须在工业的模式中存活。比如《站台》，那么长时间跨度，出场人物那么多，服装那么多，道具那么多，不是一个你可以即兴拍摄的电影，需要各部门紧密合作才能支持这个制作，就必须置于工业的模式中。但像《小武》只用了二十来天，场景都是实景，一去就能拍，美术、灯光、道具，全是一个人。不同制作需要不同的制作模式吧。
记者：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有没有兴趣去拍一个好莱坞式的类型片？
贾：我有很多机会，但我不想做，懒得去做。
记者：它不是能达到你的电影能被更多人看到的目的吗？
贾：但关键还要看你有没有兴趣，制作这样的电影我是没有兴趣的。我很有兴趣把我的电影在商业的渠道里推广到极致，但我没有兴趣直接为商业的目的拍电影，这有很大区别。
电影不能干扰我的生活
记者：听说你最初对电影发生兴趣是因为《黄土地》？贾：对。差不多在1990年，那时我在学美术，参加一个考前学习班，考山西大学。考前班旁边有一个电影院，正在放《黄土地》，票价特别便宜，专门针对学生的。我也没什么事情，就想找个地方呆着，于是就进去了。看了这部电影觉得这种形式挺好的，因为以前看到的电影都是比较公式化、概念化的，看了黄土地突然有种开窍的感觉，原来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形态，另外一个形式，所以就对电影开始有兴趣。
记者：听说你电影学院考了很多年，才考上，那段时间一点都没想过放弃吗？
贾：没有，因为我没想过一定要当导演。
记者：那怎么会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
贾：因为它每年都招生，我年龄还没过又没事干。我不喜欢工作，不想找个单位。
记者：会不会挺矛盾，你说你可以不做电影，但又拼命往电影学院里头挤？
贾：我也干了很多其他事情：写剧本、写小说、拍广告，我还做过生意。
记者：它们都成功吗？
贾：都还行，所以虽然电影是我这六年来精力最集中的事，但我放弃它一点都不会有问题，因为我随时都可以开始别的生活。
记者：我听着怎么觉得你对电影并不是特别信仰和迷恋？
贾：这就跟钓鱼一样，有一个阶段，可能十年、五年特别喜欢钓鱼，但十年过去了，突然喜欢滑雪了，我觉得电影和我生活就是这个关系，我不允许电影干扰我的生活。
记者：你觉得到了换一个爱好的阶段吗？
贾：还没有到，但已经到了可以放弃的阶段了，或者说那种热度快没了。
记者：在你的前两部电影中很明显地感到你在表现一种时代的变革，你对这种变革的看法是什么？
贾：完全宿命地接受。因为我觉得任何变化都不是我们所希望或者不希望的，对我们来说，能做的就是接受它。你拒绝也拒绝不了，你想加速也加速不了，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被动地接受，你没有办法去逆转。
电影是拍给自己看的
记者：你那些关于汾阳的片子，以前的邻居和老乡看了吗？
贾：看了，这些片子现在汾阳都有卖。
记者：他们喜欢你的片子吗？
贾：大部分人觉得没意思，说不如电视剧。
记者：你会不会很失落？贾：这里有个欣赏习惯的问题，因为像我做的这些片子的确和普通人的欣赏习惯出入很大，并不是说你拍摄的题材怎么样，而是你的叙述方法不符合他们的欣赏习惯。这些反应非常正常，我不失望，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记者：回到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电影是拍给谁看的？
贾：没有想过，也许是拍给我自己的，这是我的需要，我身体里面的需要。
记者：你从来不想这片子出来后会怎样？
贾：我没有假想的观众，就像写日记一样，你假想的读者很随机，可能有段时间你在恋爱，你假想的读者就是你爱的女人，隔了段时间，你非常依赖友谊，你假想的观众可能就是几个朋友。对我来说，没有太广泛的假想的观众，比如拍《小武》的时候就是想拍给我的两个好朋友，而《站台》则是拍给我姐姐这一代人。
记者：但电影不像写小说、画画，它有很大的投资，你想过给投资人回报，多创造票房吗？
贾：当然想啊，所以我会拍好。像我这样的电影，它的商业因素就是拍好，按你自己的方式。
记者：这个好怎么来衡量，绝对与票房无关，是吗？
贾：有关啊，你拍得越好，票房越好，所谓拍好就是离你自己的艺术理想特别接近，不是十万八千里。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考虑投资人的利益吗？
贾：我会考虑，你比如说我绝对不会拖期，说好40天拍完，我不会用41天；说好500万拍完，我不会拍到510万，即使花了510万，那10万我自己负担，这就是最大的考虑。至于说我能给他挣多少钱，那不是我做的事，我负责的事是把他拍完拍好。
对金棕榈不抱奢望
记者：你计算过自己拿了多少奖吗？
贾：没有。
记者：现在对得奖是否会麻木或者厌倦？
贾：不会，得奖当然是好事，越多越好。
记者：至少没有了兴奋吧？
贾：对，就是很平淡。当然这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肯定，会很喜悦，但基本上已经不会在再看重这些东西了。
记者：但这些奖确实改变了你的生活，至少在物质上。
贾：我觉得它确实使我变得顺利，包括融资方面啊，制作方面啊，是能捞到好处的。
记者：现在已经没有当初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拍《小武》的感觉吧？
贾：肯定没有，许多东西已经改变，我现在永远不会担心拍电影没有投资，也不会为赶工期而劳碌。以前一天可能要拍8场戏，有的不好也让它过，但现在可能只拍2场3场，然后我可以慢慢想。拍电影和写作一样，都要有个过程，我觉得到了职业化以后，一切都要变得从容点，不仅是自己的爱好，而是要靠它安身立命。而且年龄也一点点大上去，我18岁的时候一天睡2、3小时都有精力，但到30岁就不行了。
记者：这会给你的电影带来什么本质的改变吗？
贾：改变肯定有，但这种变化不是你今天有多少钱，或者多少声名，而是时间带给你的，30岁的想法与33岁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记者：你是新生代中公认的旗帜性人物，是大师，你觉得自己是吗？
贾：我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因为这跟我没多大关系。电影对我来说，现在是很快乐的一个工作，可能过几天我就写小说了。我不想把自己摁到一个墙角，说你必须在这个墙角站着，生活对我来说还有很多可能性，没有人有权利要求我只扮演一种角色，我想过各种各样的生活。而且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你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不可替代的人。对我来说，首先我是个影迷，其次我才是个电影工作者，不能把这个关系倒过来。
记者：在电影上，还有没有更大期望，比如我还没拿过金棕榈什么的？
贾：没有。好好拍片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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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 二月 26, 2008 2:40 pm